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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古代的姓名避諱

歷史是一部宏偉的交響樂,有起有伏,有張有弛。避諱作為一種歷史現象亦然。南北朝就是避諱史上的一個特殊時代,他們似乎專門以同名不諱來自鳴高尚,且看書法大家王羲之一家三代的行輩表:

玄之

凝之

羲之

微之

楨之

操之

獻之

靜之

王家三代不避同名“之”諱,究是原因,當時,之字是貴遊子弟的特別標幟,並極有可能是五斗米道中用於名字的暗記。這正如那些要風度不要溫度大冬天穿裙子的窕窕淑女一樣,為了髦得合時,寧可傷寒抽風。而且就後一點看來,“砍頭不要緊,只要主義真”。頭可斷,血可流,做人的標準是不能倒的。

王家非皇族,似嫌說服力不夠。在下翻閱史卷,輕而易舉又找到兩則“皇”證:齊高祖蕭道成字紹伯,其父就叫嗣伯,;後魏獻文帝名弘,其子孝文帝亦名宏,可見南北朝上上下下均是避諱觀念不強的。

避諱這種現象,本身就是能件不正、坐不端的崎形產兒。名不正則言不順。在其歪歪斜斜的前行史上,時時忍不注要爆發些不尷不尬的幽默故事來,倒為中華笑史添了一筆意外之財。

元《稗史》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:錢大參良臣,自諱其名,其子聰慧敏達,性愛讀書,凡經史上有“良臣”二字,均避而諱之。一日讀《孟子》“今日所謂良臣,古之所謂民賊也,”避“良臣”父諱讀曰:“今日所謂爹爹,古之所謂民賊也”。為避父諱,孺子只好認“賊”作父了。無獨有偶,同代某君父名阿谷。一天,此君讀《四書》,突遇“舊谷既沒,新谷已登”一句,無可奈何,只得高聲誦曰:“舊爹既沒,新爹已登”,諱安全避過,又給老爹送了頂綠帽子,阿谷取此名時,是否科到會有如此“名”外之獲呢?歷史上,關於馮道和田登避諱的笑話是廣為人知的。五代時馮道的門客讀《道德經》“道可道,非常道”之句,因為要避馮道的諱,遂鄰居民了“不敢說,可不敢說,非常不敢說,”一時傳為笑談。老師的“道”字尚且如此“不敢說”,要是避皇上諱,真不知這位可憐的學子該如何去說了。田登是宋仁宗時的南宮留守,登兄治州無甚造化,於避諱卻頗有造詣。“上元,有司舉故事呈稟,乃判狀云:‘依放火三日。’”上元節是行燈會之佳節,白髮垂髫放燈嬉戲,其可快也歟!孰料田登諱登改燈為火,一字之差,性質迥乎。試想,老百姓果真群起而縱火焚物,那還了得?田登後來因此而罷了官,實在是罪有應得。

幽默畢竟是調侃,笑則笑矣,無妨大體。有些讓你笑不出來的諱事,則不得而委屈讀者諸君了。下面說幾個因犯諱而影響個人一生前程、甚至掉了腦袋的恨事,扼腕獠牙,悉聽尊便。

唐代大詩人李賀,文彩飛揚,傲視當代。惜乎其父取了個李晉肅的大名,賀只得放棄中進士的非分之想,進士乃官衙的敲門磚,“晉”都不進,何仕之有?韓愈得知此事後,憤然作不平之鳴,專撰《避諱》文以伸其怨。文曰:“父名晉肅,子不得舉進士;若父名仁,子不得為人乎“?韓愈憤則憤,徒傷悲白髮,於事無濟,李賀仍被終身攔在進士試場門外,只作了個職掌祭祀的九品小官,鬱郁了此一生。

田登、馮道之流,王侯將相走卒耳。他們手持“為尊者諱”的衛道劍,頂著下屬晚輩的腦門,只能算得上淫威小耍。皇上聖諱之威,則是儀若雷霆,萬萬不可冒犯的。《唐律疏議》規定,故意直呼皇帝名字的就是犯了“大不敬”罪,跨入不赦的“十惡”之條,哪怕是無意犯禁,亦難逃“法”網。明太祖朱元璋當過光頭僧,舉過義軍旗,因此避“僧”,“賊”二字象避狗屎一樣敏且捷。杭州學府教授徐一夔寫賀表時,用了“天生聖人,為世作則”之句,朱元璋看勃然大怒,說:“生者僧也,以為我從釋氏也,光則摩頂也,則字音近於賊也,罪坐不敬。”將徐氏的頭祭了劊子手的屠刀。

清朝雖是滿人坐龍庭,視漢人為劣質公民,對漢皇的一套封建禮制卻全部奉行拿來主義,並且加上了自己的改良和發揮。乾隆時,江西舉人王錫侯修訂《唐熙字典》,自編《字貫》一書。巡撫海成發現書中竟直書了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帝的名字,心中竊喜,趕緊上告皇上,以為能賜官受封,連升三級。不料乾隆的想法大出海成所料,他不僅下令斬了王錫侯及其子孫,連海成巡撫也冠以未能明言《字貫》凡例中的“大逆不法,罪不容誅“之罪,革職查辦,最後還判了斬刑,緩期執行。甚至連海成的上司兩江總督、江西布政史、按察史等也受了株連。海成巡撫身陷囹圄,連自己拿靴子掌嘴的權力都給剝奪了。這位拍錯了馬腿的仁兄真該”以頭搶地爾。”

犯諱受刑的事例說明,受封建禮教文化、等級觀念影響而形成的避諱,一旦羽翼豐滿起來,它又會反過來對社會生活各方面產生很大的制約作用。正是人名與文化的這種相互作用,使得人名系統的文化內涵日益豐富多彩,日益複雜深刻。

正如腐臭的東西可用作肥料,錯謬的事故可以借為明鑑一樣,避諱也有能化腐朽父神奇的地方。避諱雖然不愧為製造古典文獻溫和混亂的“精英分子“,但由於它是時代的產物,人們又能反過來利用它去辯別古書、文物的真偽,敲定書籍版本的確切年代。因為某個時代出版的書,都要避當代君主的聖諱和個人祖輩先生的私諱的,明知故犯,則是偽作無疑。

如署名司馬相如著的《長門賊》,開篇首句便道:“孝武皇帝陳皇后,時得幸,頗妒。”司馬相如早在漢武帝死前32年就魂歸西天了,他是怎么得知劉徹死後的諡號“孝武”呢?《長門賦》顯然是後人偽作的。

再如《六經》一書,署隋朝王通著。但書中卻避唐高祖李淵諱,將戴淵改為戴若思;又避唐太祖李虎諱,將後趙太祖石虎改名石季龍。隋人避唐諱,豈非乾坤倒置?可憐唐代這些偽作者,連偽書都要避當朝諱,雖想天衣無縫,奈何諱之虎?烏呼!

還有一種試析作者真偽的妙法,即書中涉及作者本人“尊者”大名的地方,作者是否避而諱之。當今,《紅樓夢》為曹雪芹所著,似成定論,但看二十六回如此一段描寫,不由不讓人疑竇頓生:

“眾人都看時,原來是‘唐寅’兩個字,都笑道:‘想必是這兩個字,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。’薛蟠只覺得沒意思,笑道:‘誰知道他糖銀果銀’”。

曹雪芹其祖為曹寅,雪芹把寅字又寫又說,不僅手犯,而且口淫,簡直肆無忌憚之極。曹公如此大手筆,拈字弄句手到擒來,焉能為區區取一名字而犯祖諱?可見,《紅樓夢》並非曹雪芹所著,此證雖孤,卻似歸納推理中的反聲,正如多米諾骨牌,倒其一隻則撲其全體,潘成規此證雖孤卻強。

避諱之于姓名,可謂重頭戲。筆墨所限,本文不能展說,只能勾其大概,讀者諸君諒之。

作者:錢亮星